这个世界会好吗？

他通透地陈述，自己对中国儒释道三家文化特点及代表人物的深刻理解。

他坦然地谈论，自己对诸多历史、政治、文化名人的看法，或与其交往的经验：

王阳明、李宗仁、冯玉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康有为、辜鸿铭、章太炎、冯友兰、胡适……

他深情地回顾，在当时中国特有的历史时代背景下的自己的一生：

任教北大、从事乡建运动、创建民主同盟……

《这个世界会好吗？》

口述者：梁漱溟先生

生于北京，祖籍广州桂林。

毕业于顺天中学堂，其后自学。

中国现代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

1917至1924年，执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1930至1937年，从事乡村建设活动。

40年代抗日战争时期，为国事奔走，谋求国内团结。

访谈记录者：艾恺，GuySalvatoreAlitto。

1975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任芝加哥大学历史教授。

当艾恺教授尚在哈佛念书时，他就对梁漱溟先生的生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更是以他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课题，广泛收集资料，深入开展研究。

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后，1973年初，艾恺教授首次有机会作为翻译工作者来华。

但由于当时的中国正值文革的敏感时期，他未能如愿拜访梁漱溟先生。

1980年8月，中国政局发生巨大变化，改革开放打开了国门。

艾恺终于达成心愿，再次来华，专访梁漱溟先生。

基于两人在两周内的十余次促膝长谈，艾恺教授收录共计30盒录音磁带。

正因此，该部作品尽全力忠于讲述者本人的思想内容，由声音而文字，逐字逐句，整理成章，未作任何修饰或增删。

梁漱溟先生曾多次谈到他对释家的理解，而在谈到中国传统文化时，他又颇为赞许中国本土的道教。同时，他并不排斥外界称他作一位典型的中国儒者。

这曾叫艾恺教授一时感到非常疑惑。

随着两人交谈的逐渐深入，在亲耳听到他的思想、经历和看法后，艾恺教授才终于理解并感叹：

“可以融合多种相互矛盾的思想，也许正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质啊！”

我想，艾恺教授所感受到的，其实正是蔡元培先生后来在执掌北大期间，所提出的著名的“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

中国特有的知识分子，确实应该是一群能够融合各类思想于一身的人。

也因此，艾恺教授希望通过整理出版这部作品，为人类保存下更多的一手的历史资料，向世人展现中国20世纪初的那些人，和那些事。

通过聆听最后一个健在且头脑清明的人讲述自己曾亲身经历过的几十年的中国政治文化剧变，

我们得以走进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深处，亲临那个时代中国政治文化时局根源。

梁漱溟先生在对自己思想的剖析中，谈到中国的儒家和佛家，谈到他所理解的什么是佛。

在中国文化精神方面，他也谈人的乐观、人与人的相处、情与理、戒定慧。

在中国道路选择方面，他谈美国和台湾问题，更谈毛主席其人。

对于自己，他谈凡夫、素食、身体、独立思考、东西文化影响，以及对自己影响最深刻的一些人和事。

关于生活，他谈什么是自主自如，谈看戏、看书，还谈文革。

在形而上的方面，他谈出入世，谈灵性，谈真理，更谈人类和平。

他认为无论如何，发展总是好的，人类需要减少斗争，需要保持期望和乐天。

他理解，佛家是要破执，起惑造业受苦；儒家是要在人世间活动，廓然大公，物来顺应。而他自己，在思想上还是倾向佛家，但也认为，在生活里，还是应当走儒家的路。

他指出，人生是得在社会里生活，你就得随俗，你如果一定要反对社会，就会不见容于社会。这里的俗，是风俗，也是礼俗。

他觉得，死亡是不会断灭的，不是死了就完了，而是相似相续，非断非常。前一分钟的我，跟后一分钟的我相似，但早已不是一回事。人、生命都是如此，我也还是如此。不要希望长生，要任其自然，自主自如，廓然大公。

他道破，高明的人通达无碍，什么事都看得很通。慧，是智慧，普通人的聪明才智，在佛家看来不是智慧，只是一种智巧。真的开悟，是让你的生命起变化，让你的生命的根本起变化。

他在回忆毛主席时说，最好的时候，就是他很清醒，很要求各方面提意见，提不同的意见，把自己某些做错了的自己宣布：“这个错误我负责，应当是我的事情，不能怪旁人。”

他解释，道家是要让人的大脑休息下来，人有一种植物性神经系统，隶属于大脑。大脑休息的时候，它就能更好地活动。譬如，我们吃饭的消化系统，就属于植物性神经系统。如果吃饭时心里还在发愁、忧虑，这饭就吃不好，就会影响消化，对身体不好。

他说起，自己是很平淡，是因为确实没有多大的要求，不因满足要求而高兴，不因不满足要求而生气，两面都没有，两面都放得很平。平平淡淡也许跟人的寿命有关系。

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并且是本着自己的思想去实行、去实践的这样一个人。

他指出，心是超过身的，我吃饭，你不饱，但心是可以好恶相喻的。

他提到，生命力很强的人，他可以不随俗，所以不管旁人的诽笑、反对，本着自己的自觉自律来行动。

他道破，现在没有皇帝了，皇帝是倒了，但好像也可以说，是出了好多皇帝。所以，内战是最苦痛的，师自相残杀。

他认为，讲道理是在意识方面，说话其实是力量很小的。一定要在说话之外，办法是在说话之外，在空口讲之外。办法不是在说服，办法还是在养成。

“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认为，就算再过一百年，梁先生仍会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不单单是因为他独特的思想，而且，是因为他表里如一的人格。

与许多20世纪的儒家信徒相比起来，他更逼近传统的儒者，确实地在生活中实践他的思想，而非仅仅在学院中高谈。

梁先生以自己的生命，去体现对儒家和中国文化的理想，就这点而言，他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

艾恺教授在该部作品的序中，如是评述。

2022年12月14日午后于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