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华润：2 创建联和行是党设在香港的一个海外经济联络点

编者注：杨琳（秦邦礼）是博古（秦邦宪）的亲弟弟。

创建联和行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作为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标志，蒋介石允许我党在国统区建立“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与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协商，希望能在香港设立“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得到卡尔的认可[1]。

1938年1月，我党派廖承志等去香港筹建“八路军香港办事处”。秦邦礼也成为香港八路军办事处最早的成员之一。

1938年1月，香港八路军办事处成立，办公地点设在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对外挂牌是“粤华公司”。廖承志主持工作，日常事务负责人是连贯，潘汉年参与领导。工作人员名单如下：

杨琳（秦邦礼）、冯劲特、李默农（李少石）、杜埃、张唯一（秘密战线上著名的“老太爷”）、陈永生、林青、罗理实、黄秋耘、梁上苑、康一民、熊志华、潘柱、李静、余明、张淑芳、钟路、高直、谭乐华[2]。

当时的香港基本上是一个转口港，航运业比较发达，工业活动主要是修船和造船，人口150万。由于中国内地爆发了抗日战争，许多资本家为了避免战乱而把工厂迁到香港，于是制造业逐渐发展起来。内地的一些银行，包括当初开在上海的外国银行，也陆续搬到香港。1938年的香港成为相对和平的大后方。

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的使命主要是：在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中募集资金和物资，支援八路军、新四军抗日。

1938年春杨琳一家在上海

为了妥善保管募集到的资金和物资，并顺利送到抗日前线，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决定：成立一个相对独立的合法公司，由这间公司开办银行账户，办理仓储和运输业务。

这项任务交给了秦邦礼。

经过一番调查和准备，秦邦礼在1938年夏秋之交开办了“联和行”（LiowCo），公司设在香港干诺道中，注册资金为两万美元[3]。

联和行就是华润公司的前身。

秦邦礼初到香港时叫杨廉安，在无锡方言里“联和”与“廉安”发音相近，公司的名字与他个人的名字相关联，看上去这家公司更像一间私人公司。这个名字是经过中央有关部门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长江局”批准的。同时，秦邦礼还有一个电报用名，叫杨琳。

1938年于香港。后排：杨琳母亲、妻王静雅，中排：秦刚、秦福铨、秦文、前排：秦铭

钱之光回忆说：“实际上，这是我们设在香港的一个海外经济联络点。这件事知道的人很少。”[4]

秦邦礼是博古（秦邦宪）的弟弟。博古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曾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

这张照片摄于1938年，香港湾仔。照片里的老人是杨琳的母亲，还有他的夫人王静雅，左边的男孩是博古的儿子，从1933年初博古到瑞金以后，这个孩子一直由杨琳抚养。另外两个男孩叫秦福铨和秦铭，小女孩叫秦文，她出生于1933年，此时5岁。

一家人在一起，便于掩人耳目，也方便对外交往。

杨琳开办的“联和行”是香港八路军办事处下属的一个秘密机构，二者办公地点相距几百米，便于联系，也便于隐蔽[5]。

何香凝、宋庆龄此时都住在香港，廖承志利用她们的特殊身份开展募捐活动。1938年6月14日，在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保卫中国同盟”在宋庆龄家里成立。

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是建立在国共合作基础上的一个机构，其援助的重点就是抗日游击队，客观上说，就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当时国共合作抗日，蒋介石对宋庆龄这样做也无法反对。

从1938年3月到1941年12月，香港八路军办事处代表我党，在宋庆龄、何香凝的配合下，在香港及世界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抗日募捐活动。

当时的募捐活动主要由宋庆龄出面，具体工作则由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组织安排。也就是说，抗日战争时期，那场轰轰烈烈的、波及全世界的、长达几年的抗日募捐活动，实际上是在我党领导下进行的。这里面，廖承志功不可没，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功不可没，秦邦礼同样功不可没。

华侨的捐款大部分由香港大英银行代收，存入联和行的账号。

募集到的物资则先存放在保卫中国同盟租的两个仓库里；再由联和行安排，送到武汉、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然后分批运往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前线[6]。

日本侵略军肆意屠杀中国无辜的百姓，引起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强烈不满。世界许多国家都伸出了援助之手。同样，港澳同胞、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地的爱国华侨也纷纷解囊，为了抗日救国，中国人民空前团结。在宋庆龄、何香凝的倡导下，大家纷纷捐款捐物。当时香港人的收入也很少，普通警察的月薪只有十几元到二十几元港币，老百姓更是艰辛。尽管如此，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大家都表现出极高的爱国热情。

1938年冬天，新四军提出需要药品和过冬用的毛毯。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和“保盟”一起研究，由宋庆龄出面，发起募捐“两万条毛毯和药物”的活动。香港同胞热烈响应，或捐款或捐物，很快就凑齐了所需物品，还增加了手术器械和文化用品[7]，送到了皖南。1939年，“保盟”还出资委托西北制作10万件棉衣，送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8]。

宋庆龄还倡议举行义卖活动。到1939年4月，共募集中国工艺珍品4500多件，包括象牙、玉器等，先后运到伦敦、巴黎、纽约举行义卖，何香凝捐出绘画参卖。义卖收入全部捐给八路军[9]。

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组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活动当属“一碗饭运动”。1941年7月1日晚，宋庆龄在香港湾仔举行“一碗饭运动”典礼仪式，成千上万的香港同胞聚集在马路上，一是要一睹宋庆龄的风采，二是要为此次募捐活动提供捐款。宋庆龄号召大家，捐出购买一碗饭的钱，支援抗日。9月1日，“一碗饭运动”结束典礼，何香凝在讲话中高度赞扬香港人民，要求香港的华人团体继续援助祖国的抗日战争。

“保盟”还为陕甘宁抗日根据地捐助了配备流动手术室的大型救护车、大型X光机，前后送去了数十名外国医生。这些大夫在各个根据地开办了数十所国际和平医院，救治了大量伤员[10]。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夏到1941年秋，在三年多的时间里，通过香港送往延安等地国际和平医院的卡车达30余辆。香港、澳门、菲律宾、新西兰等地捐款约500万美元；捐赠物资、医疗器械、药品约120多吨，平均每月送出3吨[11]。保卫中国同盟主办了一份报纸叫《保盟通讯》，第25期中有这样一份报道：“这次的物资主要是运往五台山和陕西北部的，共有5吨医疗物资，其中包括11箱外科器械和战场手术设备，2箱麻醉剂，2箱外科手套和器材，1箱牙科材料。”[12]

除香港人民及海外华侨的捐助外，国际友人也伸出了友谊之手，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把捐款送到我抗日前线。

“中国人民之友法国协会”1938年9月捐款50万法郎[13]；英国“工合”一次捐款10万英镑；美国各界友人和华侨三年捐款达一千多万美元[14]。

“工合”全称为“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周恩来和秦邦宪、艾黎、斯诺的倡导下，1938年8月成立，在香港成立了“工合”国际促进委员会，香港英国主教何明华任主席，宋庆龄为名誉主席。“工合”也募集到大量物资和资金。

募捐活动往往声势浩大，尤其是宋庆龄亲自出面的时候，香港街头万人空巷，在这样的环境中，廖承志无法避免地也成了公众人物，加上“香港八路军办事处”本身就是一个公开的组织形式，是经过港英政府批准的，所以，他们的活动几乎是公开化的。公开化，潜在危险就大。

与募捐相反，对于募集到的物资和资金，保管与运送则需要绝对保密。原因是，其一，香港聚集了来自各国的特务分子；其二，从香港到延安，沿途军阀混乱，地痞流氓横行；其三，国民党右翼势力破坏国共合作。

联和行作为一个秘密机构，承担起保管和运送这些物资、资金的重要使命。杨琳经历过上海地下斗争的考验，行动十分谨慎，这种谨慎绝不是多余的。

1939年3月13日，港英警察突然查封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的“粤华公司”，连贯等5人被捕。

14日和16日，廖承志致电中共中央，汇报此事[15]：

昨上午粤华公司被搜查，连贯在其家中被捕。

（搜查粤华的原因）1、田中到港，与当局接谈；2、上海英当局之退让；3、两个月来港政府对6个救亡团体加紧警告和检查；4、三八节群众动员规模大了一点，并孙夫人公开演讲，骂英帝国投降法西斯。

（教训）此次最大教训警惕性不够，公开方面与秘密关系方面混，弄不清楚。正与（潘汉）年、梁（广）会商改善中。

后经宋庆龄及国际友人营救，50多天后连贯等方得获释[16]。

杨琳在自传中写道：1938年夏，我奉命到香港工作，当时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宋庆龄的保卫中国同盟进行募捐工作及接收和转运海外华侨的捐款捐物；在华侨中做统一战线的工作；为八路军、新四军采购西药、无线电器材和交通器材等；还经常回重庆、西安、武汉，把各办事处得到的外币捐款随身带回香港，兑换成国币汇回国内[17]。

在这段时间里，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杨琳及其联和行出色地完成了如下工作：

其一，兑汇工作。

世界各地汇到香港的捐款由联和行兑换成国币，杨琳亲自送往延安。同时，西安、武汉、重庆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也将各自收到的捐款外币交给杨琳，由他随身带到香港，兑换成国币，再送回国内。这段时间里，他经常往返于港、汉、渝之间，有时以阔商身份出现，乘坐飞机；有时也装扮成小商小贩，挤火车、汽车。

其二，接收、转运慰劳品。

由于香港八路军办事处、保卫中国同盟和“工合”都属于合法的办事机构，所以，由他们出面募捐所得到的物资也是合法的。但是，如何把这些合法物资运出香港并安全送到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日前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初期运输工作好做一些，办事处及杨琳等率人在香港装卡车，经广东北上，国民党军队沿途检查，看到是宋庆龄“保盟”的物资，一般都放行。1938年5月至8月，北上运送物资都是经过广州。有这样一个例子：

“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捐款购买的2辆救护车，从香港九龙出发，经广州于8月11日抵达武汉。叶剑英、钱之光等代表我党接受礼物。车是1938年最新的“雪佛兰”，车内有供重伤员用的床位3个，座位6个，还有电扇。车壁上写着：“献给第八路军忠勇守土将士”[18]。

海外华侨百年来一直深受屈辱，是抗日战争让他们看到了祖国的希望，因此，抗战开始后，他们在国外联合起来，积极募捐，支援前线[19]。

1938年10月21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州（但没有进入香港），国民党军队随即撤退。此后，八路军办事处运送物资的车队就不能走广州这一带了。

为了开辟新的交通运输线，周恩来派李克农到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1938年11月建成。周恩来多次到桂林，此时，白崇禧驻守桂林，周恩来曾与他见面。不久，贵阳交通站建成。这样，沿“西江”开辟了香港——（梧州）桂林——贵阳——重庆交通线[20]。

杨琳和办事处的同志们多次通过这条线路运送物资。1938年12月，他们把130箱药品和医疗器械用小船“河运”往桂林[21]。1939年1月抵达，28日，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举办淞沪抗战7周年纪念大会，同时欢迎运送物资的香港代表[22]。